京都論法 | 從司法實證角度探析黑社會性質組織 “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認定標準失衡現象

時間:2019-12-23 來源: 作者: 劉哲 瀏覽: 打印 字號:T|T

  2018年“兩高兩部”《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2018年意見》),分別從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層面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作了規定和進一步闡釋,對于指導司法實踐發揮了重要作用。意見強調,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要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


  盡管如此,無論是在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非法控制特征認定的不同看法和爭論仍然存在,尤其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就非法控制特征的認定標準、構成要件、實現途徑及裁判尺度等存在難以嚴格判斷、掌握和實施的不確定性情況。


  非法控制特征司法裁判所引出的問題


  任何法律規定都應該為法律實踐所檢驗,我們通過選取我國不同層級法院10多年以來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所作出的30多份生效判決進行統計分析,這些判決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有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有高級法院、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判決,既有引起國內媒體高度關注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也有在一定區域內有影響的案件,有的是10多年前發生的案件,有的是近一兩年發生的案件。經過對這些判決書里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所體現的非法控制特征的認定方法和說理進行對比分析,發現30多份判決在判斷、認定和對黑社會性質組織非法控制特征說理時幾乎都采用的是“重大影響”標準,公訴機關指控時也認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在當地形成“重大影響”。以筆者參加代理的廣東黃某與鄒某某等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一案為例,判決書認定被告人成立汕尾市城區某某有限公司,后以此公司為依托,通過實施一系列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在汕尾地區形成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當地經濟、社會正常秩序。以上選取的判決書幾乎都選擇以“重大影響”作為非法控制的實質性標準指控、認定被告人構成罪行,而另一實質性標準“非法控制”很少被適用,雖然作者選擇的涉黑犯罪判決文書范圍有限,但也能夠反映一定實際狀況和裁判傾向。至少說明立法解釋和刑法修正案八所提出的標準,在審判實踐中具有同等效力標準的“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兩者之間出現了失衡現象,其中“非法控制”標準有弱化、虛置傾向。


  非法控制特征的模糊性影響其作為統一實施尺度


  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關鍵在于是否具備非法控制特征,而審查、認定非法控制特征的核心就在于準確把握“非法控制”和“重大影響”標準。但在刑事研究和實務中,對這一問題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爭論空間。


  “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兩個方面,到底是一種并列關系還是選擇關系,甚至是一種程度上的遞進關系,在適用時是否存在優先順序,二者到底如何在司法實踐中準確適用和認定仍然需要進一步在理論、立法、司法層面進行研究和完善。一般觀點認為“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是非法控制特征的具體表述,“非法控制”和“重大影響”,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對于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度和影響力,二者在社會危害程度上具有相當性,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在控制程度上有所不同。筆者認為,理論上來說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實踐情況看,兩者在司法適用時還是存在明顯差異,司法機關在論證非法控制特征時通常選擇相對容易證明的“重大影響”,擇其易者加以證明,自有其深刻考慮就是一個明證,背后所透露出的傾向不言自明;從非法控制特征自身的立法語義學來看,“非法控制”,顧名思義是指干預已經達到足以控制一定范圍內的經濟、社會生活的程度;而“重大影響”,是指雖然對于一定區域、一定行業內的社會、經濟生活尚未達到任意操控的程度,但已有相當的能力進行干預和施加影響。兩者對比的結果可以看出,“非法控制”明顯是指已達到控制程度,側重于控制手段和控制結果,屬于直接作用結果,“重大影響”是指尚未達到操控程度,側重追求控制結果時產生的傳導性作用,是該重大影響所產生的支配性體現,實質上這樣的對比也存在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題,當對一定的區域或者行業達到控制程度時,其對外產生的重大影響更強烈,而尚未達到操控程度所產生的重大影響能否和前者的重大影響處于同一程度同一水平,后者能否比前者的影響更強烈成為難以量化的考察目標,立法者在立法時尚有周全考慮的余地。當然這種“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是通過一系列的違法犯罪活動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而非個案情形下的偶然和短暫。美歐一些國家在認定黑社會組織時也認為控制性是其本質,我國理論界和司法界通說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其非法控制特征。因此筆者認為,在兩個標準中,“非法控制”從語義和實質上顯然更符合該組織本質特征及立法本意,為了賦予司法機關一定靈活性,以“重大影響”作為補充標準,但司法適用認定時應優先以前者為證明對象,在控制性難以認定時,才能補充認定“重大影響”,應該以“非法控制”為原則,以“重大影響”為例外,在采用“重大影響”時應該嚴格它的適用條件,至少這個“重大影響”在危害程度上應該達到與“非法控制”相同的水平。


  在理解和把握上,要結合違法犯罪活動的次數、性質、后果、侵害對象的數量、造成的社會影響及百姓安全感是否下降等因素綜合判斷,而不能僅理解為具體的違法犯罪活動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或者在社會上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具體到黑社會性質組織個案適用,應根據具體案情,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危害程度進行區分,準確認定個案是屬于“非法控制”還是“重大影響”,是一種“非此即彼”的范式,可實際適用中變成了“厚此薄彼”模式。這也說明非法控制這個標準在實踐中很難把握認定,也產生以下困惑和問題:


  (一)從本體的角度看,根源在于立法不規范不科學,以至于造成適用法律困難。從更深的立法層面看,司法實踐中面臨“非法控制”被弱化、虛置這一困境也引起本文對以下問題的進一步思考,立法者設計非法控制特征及認定標準的初衷與現實情景是否存在背離,筆者認為立法原意、立法目標、立法技術及法益保護目標與法律適用之間存在一定距離,是導致非法控制標準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從司法邊際效應看,“非法控制”適用效果不明顯。司法實踐中為什么會產生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什么。法官為什么在兩個標準之間要“厚此薄彼”,恐怕不能說是法官在審判中的個人偏好那么簡單,深層次的原因應該說是立法和相關司法解釋本身存在模糊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言,盡管司法解釋一再對“非法控制”予以明確,但每次新的司法解釋頒布之后,我們又總是能聽到司法實務工作者對“更加明確的標準”的呼吁。究其本因,就在于“非法控制”和“重大影響”的判斷標準本身就難以被量化,理論認識上的泛化又助長了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上的泛化。


  (三)從罪行法定原則來看,實踐中司法機關“避重就輕”,選擇相對容易的證明路徑,實質降低了證明標準,這違反了罪行法定,嚴格證明的標準和要求。這相當于對兩個證明標準,實際中第一個標準弱化了,沒有實現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所要實現和追求的目標和效果,反過來對立法效果、司法效果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也是相對放寬標準,存在擴大解釋標準的傾向。


  由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構成要件和所涉及的法律關系較為復雜,在辦案過程中對法律規定的理解不盡相同,為此,必須要嚴格堅持法定標準,切實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對完善非法控制特征及標準的建議


  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非法控制特征經過多次立法、司法解釋的修正逐步明確,但由于“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的表現形式復雜多樣,刑事立法、司法體系難以給出確切定義,也難以詳盡各種情形的列舉。從立法、司法解釋的演變中我們可以發現,立法、司法解釋一直試圖通過價值判斷因素的嵌入,來對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實質化、科學化,并應當結合法益侵害程度、范圍等進行綜合判斷。


  (一)司法要嚴格掌握罪行法定,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


  我們不能說司法機關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時選擇“重大影響”標準就違反罪行法定,但我們同樣不能認為司法機關有意還是無意回避適用“非法控制”標準就嚴格執行了罪行法定原則,這就是目前面臨的困境。如果認為“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二者相互并列,沒有本質區別,事實上會造成“非法控制”標準“隱性”失效,成為“紙面上”的法律,實際上也是違背罪行法定原則。筆者建議司法解釋不僅要明確在哪種情形下構成“重大影響”,更重要的是應當明確“重大影響”標準本身的認定和適用條件,明確或者重新界定“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二者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


  (二)準確理解非法控制特征的實現途徑和構成要件


  1.非法控制特征的實現途徑,不能脫離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征而孤立理解。黑社會性質組織可以通過“多次實施違法犯罪”、“尋求非法保護”這兩種途徑,來實現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非法控制。立法解釋和刑法修正案均已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征作了明確規定,故僅有非法保護而沒有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顯然不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兩種實現途徑并非并列關系,非法保護途徑不是實現非法控制目的的必要條件。“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只是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必要條件之一,最終能否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關鍵還要結合非法控制特征來加以判斷。即便有些涉黑案件中的違法犯罪活動已符合次數要求,但其性質和嚴重程度,尚不足以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的,也不能認定為具備非法控制特征。


  2.影響非法控制標準認定的因素很多,包括違法犯罪次數、控制手段產生的影響、人數、區域行業范圍、控制目標等。但要判斷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否具備非法控制特征,應當認真考察并準確界定其構成要件,對其構成要件法學界、司法實務也有不同探討及說法,且對構成要件的內容有不同觀點。鑒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復雜性,結合最高法院的有關答復,筆者認為應從五個方面來綜合考查:一是行為方式,即黑社會性質組織需要具備實現其非法控制的行為,表現為“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等;二是控制范圍,即涉案犯罪組織非法控制的影響范圍限定為“一定區域”或者“一定行業”,也就是“區域控制”或者“行業控制”;三是產生后果,形成了非法控制或者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對他人的功能性支配、行為支配或意思支配,在相當程度上形成對社會秩序和合法社會管控權的沖擊,談不上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四是法益侵害程度,即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非法控制達到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程度;五是控制目的,應著重審查涉案犯罪組織是否是基于爭搶勢力范圍、樹立非法權威、攫取不法利益等非法控制目的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審查行為時的主觀意圖。


  (三)非法控制認定標準的實質化及科學化


  正如相關司法解釋精神,非法控制特征可以概括為“二個必須”:(1)犯罪組織控制影響的必須是“一定的區域或者行業”;(2)犯罪組織控制影響區域或者行業必須達到一定程度。表現為“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等形成控制地位,有可能通過經濟實力來完成,也有可能通過暴力、威脅或者保護傘等強制手段。


  非法控制特征中的“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可歸納為后果因素,是指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發展過程中所追求的危害后果達到某種非法控制程度或者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對一定區域或者行業的正常秩序造成沖擊乃至重構。因此,證明犯罪組織非法控制特征時,需要將證明的重心放在“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


  1.在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非法控制性時要防止客觀歸罪,防止任意擴大解釋,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必須同時考慮犯罪的客觀行為與主觀因素,注意二者是否統一于犯罪行為之中,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要深刻洞察與分析行為人行為時的主觀意圖,對于具體的違法犯罪事實也不能只看客觀上造成的后果,在對涉案犯罪組織是否形成非法控制與重大影響進行司法判斷時,要對照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著重審查涉案犯罪組織是否是基于爭搶勢力范圍、樹立非法權威、攫取不法利益等非法控制目的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


  從證據角度看,非法控制目的性認定不能僅以組織已經完成非法控制的結果來認定,只要該犯罪組織以非法控制為目的,并實施了相應行為,只要相關證據能夠證明其是依靠暴力、威脅從而達到非法控制一定區域或者行業的意圖即可。


  2.在審查“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時更要充分運用體系解釋,全面考慮其組織發展過程,重點審查其構成要件以外,還要審查黑社會性質組織四個特征一致性問題,非法控制特征與其他三個特征的關系,不能單獨割裂。在論證非法控制特征時司法人員完全可以通過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所確認的事實和證據來支持論述非法控制成立與否,某種意義上說非法控制特征所包含的構成要件是對前三個特征內容的反映和體現,非法控制特征是建立在前三個特征基礎之上所產生的后果,因此完全可以作為評判非法控制特征的具體內容,通過其他三個特征來判斷非法控制特征構成與否。同樣,對于其他三個特征的判斷,也應當結合非法控制特征來進行。


  3.尤其要注意,對“重大影響”的審查除了要嚴格對其構成要件進行審查外,還應該重點把握以下兩點:一是這里的“重大影響”必須是一系列控制行為產生的控制性影響,即指以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手段對一定對象的思想和行動發生作用,應當理解為行為人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操控、左右、支配這些區域或行業(尚未達到占有、管理程度),能夠產生決定性影響或形成心理強制,例如受害者盡管未被違法犯罪者直接控制或管理,但受害者擔心報復而不敢舉報;二是所產生的該“重大影響”的危害后果與“非法控制”產生的危害后果應具有同等性。畢竟控制和影響兩者表現形態、實現程度及作用方式不同,前者更多具有直接強加性,后者則較多體現心理層面,具有間接支配性,具有一定彈性空間,后者明顯弱于前者,因此筆者認為司法機關在認定“重大影響”時既要證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違法犯罪行為產生了控制性影響,同時還要證明該“重大影響”產生了與“非法控制”具有同等或大致相當的危害程度,司法機關對此負有“雙重證明”義務,才能從證據意義上完成對“重大影響”的認定。


  結語


  非法控制特征是黑社會性質組織最本質、最核心的特征,正確理解和把握這一特征對于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個案裁判中我們應當深刻理解、精確把握司法解釋背后的內涵,從控制的本意出發,結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經濟特征和行為特征,從嚴把握,不能因為當前掃黑除惡形勢而放松對于非法控制特征的認定標準。